以日为鉴：衰退时代生存指南
以日为鉴：衰退时代生存指南
前言 关于《以日为鉴》
笔者关于日本社会演变的案头研究工作，其实在十余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些年更多的是将剖析日本作为一个研究爱好。2024 年的一个意外契机，笔者将部分内容整理成文字与视频发布在网上，没想到收获了巨大的反响。经过半年的努力，笔者将这些年研究工作中认为精华的部分整理成册，形成了《以日为鉴》。
为什么要写这本《以日为鉴》？
其实关于日本泡沫破裂后的研究书籍，无论是日本作者的中译本，还是中国作者的研究内容，已经比较丰富了。但这些书籍更多都聚焦在一个宏观的叙事与国家层面的故事，哪怕有的涉及日本内阁与大藏省在这 40 年中做出的种种改革，也很少探究这些政策究竟会对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产生哪些影响，更鲜少提及这些决定将对不同职业，乃至年龄群体产生哪些影响。
但笔者认为研究在失落经济之下，日本不同行业、职业与微观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其实更有意义。作为东亚第一个从 “增长型社会” 走向 “存量型社会” 的经济体，日本在这 40 年中走过了一轮完整的经济周期，而这 40 年中的变化其实就是一本 “人生参考书”，或者说是 “职业错题本”。
长达十余年的 “就业冰河期” 与房价暴跌后的债务危机，究竟会给个体带来怎样的伤害，不同的人生抉择会有怎样的后果，早已写到了日本社会发展的历史中。而这也是笔者撰写这本书的初衷，希望能够对这些经验与教训进行系统性的回顾，抛开宏大的叙事背景，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去探寻这轮长达 40 年经济周期的借鉴意义。
其实地产泡沫经济崩裂后，日本先于东亚所有经济体经历了种种困境。无论是经济上的长期不景气与失业潮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冲击，还是少子化与老龄化对不同群体与行业造成的压力，何尝不是东亚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作为传统的儒家东亚文化圈的一员，日本社会在此经济下行期出现了诸如 “返乡潮”“考公热”“学历贬值”“高学历贫穷”“医疗崩坏”“临时工时代” 等社会现象，也诞生了 “啃老族”“无缘社会”“老后破产”“女性贫穷” 等社会名词。这些现象无一例外也在后来的韩国社会中出现。因此当周期的轮回指向我们时，研究这些现象形成的原因及其最终演变，对今天的我们极具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以日为鉴》这本书将分为 5 个章节，在文章叙事上将从社会失业潮、大学生毕业潮、财政紧缩危机、老龄化与少子化，社会内卷与全民出海五个维度，去讲述不同群体的决策与境遇。笔者希望以这 5 个维度，带领读者去了解长期困扰日本的种种社会问题的根源。
- 第一章：我们将讲述在社会性失业潮下，当时日本政府在新员工与老员工，保就业与保发展，大都市与返乡之间的抉择，去理解不同的决策带给不同群体的具体影响，探索如今日本格差社会与地方不振现象形成的原因。
- 第二章：将以失落的一代人为视角，讲述泡沫破裂后毕业大学生们的境遇。也就是日本 20 世纪 70 年代第二次婴儿潮期间出生的近 2000 万人，他们如何从出生过剩走到毕业过剩，最后是就业过剩。看看延时毕业、教育市场化、硕博大扩招与派遣制度等改革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什么痕迹。
- 第三章：将以就业为视角，回顾日本曾经的考公热与教师热。日本的 “医师公” 职业曾经以稳定与高收入被称为神的职业。在泡沫破裂后出现了全民考公潮，把公务员当作经济不景气的职业避风港，成为当时很多日本人的选择。但这轮热潮却只持续了 10 年。日本的考公热是如何燃起又落下的，公务员又如何成为如今日本学生最不愿意从事的职业？
- 第四章：将以老龄化社会的医疗体系为视角。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医疗产业一度俯视全球，但在 90 年代老龄化与财政紧缩的冲击下，却造就了 “医疗崩坏” 与 “医药寒冬” 两个社会热词。那么这场老龄化到底给医疗与医药产业留下了哪些伤痕，拯救日本医疗的再生改革与药品复兴改革到底是什么？
- 第五章：将以全民出海潮为视角。眼下中国市场内卷已经成为一个共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出海的机会。日本泡沫经济结束后的 90 年代，出现过一轮长达 20 年的全民出海潮，成为失落经济下少数黄金赛道。当我们把日本 90 年代的视角从日本国内转换为国外，又会给今天的我们在未来职业选择上带来哪些借鉴？
笔者希望通过讲述日本社会、行业与职业的种种动荡，从其经验与教训当中找到一些共同的规律，好让后来者少走一些弯路。
最后，笔者还是想引用罗曼・罗兰的一句名言作为结尾：“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 而这也是《以日为鉴》这本书希望能够带给读者的价值，希望能够帮助读者在时代的巨大不确定性中，找到人生的确定性，并耐心地、坚定地，做好那些难且正确的事。
分析师 Boden
写于 2025 年春
第一篇 失业潮下的决策
第一章 保就业，还是保发展？—— 回顾日本保就业史：为保就业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日本作为一个高度重视社会稳定的国家，在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经济下行期间，采用了众多手段将失业率长期压制在 5% 以下，艰难地挺过了一轮轮失业潮，但有人认为，日本保就业的成果，是建立在牺牲长期发展与一代人的利益的基础上所取得的。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就业的稳定，是每一个社会群体最关心的话题。当经济下行时，经济增长的停滞往往会触发群体性失业问题。然而，在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的 10 年经济下行期间，失业率却几乎始终控制在 5% 以下。即便 2001 年至 2003 年那段经济最为艰难的时期，整个社会同时遭受互联网泡沫破裂、亚洲金融危机余波以及银行业破产潮的三重冲击，国民失业率也仅短暂上升至 5.4%。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泡沫经济瞬间破裂、房地产市场暴跌的悲剧下，日本社会并未出现严重的群体性问题，其保就业措施可谓功不可没。
但日本在保就业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却极为沉重，甚至可以说是以牺牲一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本篇作为 “以日为鉴” 系列的第一篇，让我们从大众最关心的就业话题出发，回顾那段历史。
一、经济只是短暂的失速
“CI 指数” 即 “景气动向综合指数”（Composite Index），是日本政府用于衡量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指标之一。该指数由日本内阁府编制，分为一致指数（Coincident Index）、先行指数（Leading Index）和滞后指数（Lagging Index）三部分，分别反映当前经济状况、未来经济趋势及历史经济表现。
如今我们已清楚地看到，日本的那轮经济衰退持续了近 20 年。但在 90 年代初，对于那个昨天还在全民高呼 “日本可以说不” 的社会来说，尽管衡量经济景气的 CI 指数在 1989 年达到历史最高点 114 后便开始下滑，到 1991 年已跌破 100，但所有人都认为这只是一次短暂的调整。1990 年底，无数日本媒体热炒一个词 ——“未实现的收益”。政府和民众都坚信未来的股价还会继续上涨，目前的下跌只是暂时的，损失的只是尚未实现的收益，未来仍可重新获得。
对于企业而言，头脑发热的企业家们仍在加大产能投资。全行业设备投资额从 1989 年的 54 万亿日元增加到 1991 年的 64 万亿日元，而当年职工薪酬大涨 5.6% 创下自 1985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几乎所有人都笃信，这只是短暂的调整，经济复苏即将开始，于是纷纷加仓抄底。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1990 年全国家用车销售数量达到 510 万台，相当于每 20 个日本人就有一个在当年置换新车，而到了 1993 年这一数字已经跌到 400 万台。而家用车这类家庭大宗消费往往代表了社会民众的信心，毕竟是否换车往往取决于未来几年的收入水平。可以说 1990 年这轮最后的疯狂，让无数民众与企业都抄底在最高点。而投资决策与经济周期的严重背离，也为后来 180 度的政策转向种下了苦果。
二、泡沫破裂的惊醒
1993 年，日本迎来了就业危机的第一年。随着泡沫经济的余温消退，国民 GDP 迎来了自 1974 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许多还沉浸在泡沫繁荣中的日本人瞬间清醒。然而比 GDP 负增长更糟糕的是失业率的快速增长。当年厚生省统计的全行业失业率从不足 2% 跳涨至 3%，全国破产企业已经连续两年突破 1 万家。
而这场失业风暴也着实惊吓到了日本社会，长期的繁荣早已让很多人忘记了经济衰退的恐怖，甚至从未经历过失业的恐惧。自 1975 年石油危机后，日本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状态，80 年代更是成为全球少有的低失业率与高增长国家。在泡沫经济最疯狂的 1985 年至 1989 年，每年数千家企业因人手不足而破产，当时的公司招聘甚至需要预留一笔 “接待经费”，用于招待前来应聘者的交通和餐食费用。1988 年《朝日新闻》统计，东京地区面试者的平均交通费超过 2000 日元，而面试后如安排用餐，则标准至少为 10000 日元 / 位。否则，企业会被视为 “失礼”，因为人们愿意来面试本身就是给了企业面子。
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整整一代人都没有接触过 “失业危机” 这个词，因为过去的 20 年告诉他们，工作总是唾手可得。
然而，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这种繁荣景象戛然而止。1993 年厚生省的劳动经济报告开篇便是 “失业动向：各行业岗位需求持续锐减”。而在两年前报告书首要讨论的问题还是 “在经济景气扩大背景下：劳动力短缺与企业应对措施”。由此，日本政府开始了为期十余年的就业率保卫战，而这段时间就是在这本书里会被反复提起的 “就业冰河期”。
三、日本如何保住就业
在深入探讨日本如何保住就业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当时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当时的日本企业遇上的最大问题便是企业利润快速下滑，但产能端却出现了严重的过剩，这使得企业陷入了恶性内卷和亏损的泥潭。根据日本大藏省统计，仅 1993 年全行业利润就同比下降了 21%，但全社会产能却出现了接近 15% 的增长。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大多数企业在 1993 年以前错误地评估了经济形势，误以为这只是一轮短暂的经济调整。因此，他们选择简单粗暴地增加产能，希望借此抢占市场，最终导致了产能的严重过剩。以日本水泥产业为例，本应该作为受房地产市场下行影响最大的行业，在地产泡沫破裂全国地价断崖式下跌的背景下，全行业却在三年内逆势增加了 1000 多万吨的产能。而当时面临相同问题的，又何止水泥这一个行业呢？
但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企业在企业利润下滑与产能过剩时就裁员，日本企业基本遵循终身雇佣制度，员工愿意与企业共渡难关，企业自然也不能随意裁员。由此，日本政府陷入了保就业还是保发展的两难选择。如果放任这些利润下滑与产能过剩企业倒闭，固然能够实现过剩产能的出清，但也将引发巨大的社会性失业问题，这严重违背了日本传统的社会价值观。
“窗边族”，又称 “内部失业”，指日本企业为了让高龄的普通员工或不适任的员工不干扰其他员工的工作，而将其安排在窗边的位置，不为其安排工作或是只安排杂务。部分企业为了节省遣散费，甚至将 “窗边族” 的办公用品撤下，逼迫其主动辞职。
在泡沫时期的终身雇佣制度下，企业被视为一个大家庭，员工需要尽忠尽职，但企业也不能抛弃每一个员工。而这也是日本为何有 “窗边族” 文化的原因，哪怕这些大龄员工已经无法做出贡献，但他们依然是企业不能放弃的一分子。再加上，日本企业长期采用交叉持股、互相绑定的做法，上下游企业之间往往是共生关系，而非对立关系。即使个别企业出现破产，它们也很快会被关联企业收编，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整个社会的稳定。这也是为何 80 年代日本员工也常常被称为企业战士的原因，因为企业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家。
由于社会价值观很难接受企业倒闭与员工失业，迫于社会舆论压力，日本政府最终选择了一切为就业稳定让路。
在具体做法上，日本采用了企业改革与雇佣改革两大政策来稳定就业市场。
第一，企业改革。在企业改革方面，1994 年开始日本政府的核心目标就是尽可能地不让企业破产。在具体运作上，采用了 “大吃小” 与 “集群合并” 两种思路，将行业内亏损企业与盈利企业进行合并，同时银行向大型企业提供贷款保证他们收购足够多的小企业，或者通过政府牵线让多家小企业集群合并抱团取暖。
第二，雇佣改革。在雇佣制度上，政府鼓励企业更多采用合同制雇员而非终身雇佣制的正式员工，同时出台了《劳务派遣法》采用 “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的形式，逐步降低整个社会正式员工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临时性员工数量。简单来说就是基本放弃了对大学生的培养，转而全力稳定对于已有工作经验群体的保障。
在这样强力的行政干预手段下，最终经过数年的调整，日本过剩产能基本被消化。还是以水泥行业为例。经过 1993 年到 1997 年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到 1998 年，日本水泥行业整合为 12 个水泥集团，行业集中度大幅提高，相对稳定的格局基本形成。而到了 2000 年以后，随着日本的产业结构发生巨大改变，服务业成为日本主要的 GDP 贡献来源，而原有重工业和重化工业所占的比例大幅下降。整个社会岗位供给重新复苏。
最终经过 10 年的努力，日本失业率在 2003 年以后逐年下滑。全社会成功将日本在 “就业冰河期” 的失业率压制在 5% 以下。社会普遍认为，到 2003 年日本基本已经走出了 “就业冰河期”。
那么这样做，真的没有代价吗？
四、保就业的代价
后来有人总结，日本保就业的成果，是建立在牺牲长期发展与一代人利益的基础上所取得的。
我们先说说日本是如何牺牲发展来保就业的。其实经济过热之后的企业破产潮，本就是经济周期的必然阶段。但是为了保住就业，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避免企业破产和产能出清。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保住了就业，但却给日本经济发展留下难以愈合的伤口。
由于日本政府不顾企业盈利能力，鼓励重组兼并，企业市场能力严重下降，大量被收购企业本身在兼并前就已经处于亏损，被大企业收购后更是直接躺平。毕竟都有银行与大企业养着，为什么还要努力工作？在这套保护制度下，大量将被淘汰的企业得以存活，但他们的主营业务早已连贷款利息都付不起了。
后来这些无法以主营业务利润支付贷款利息、只能靠银行贷款续命的企业被统一称为 “僵尸企业”。最高峰时，僵尸企业数量占到日本企业总数的 20%，哪怕是到了 35 年后的今天，日本平均每 6 家企业中还有一家是僵尸企业，由此可见日本保就业的政策力度有多大。
但僵尸企业却只是这轮保就业衍生代价中最小的一个部分，比僵尸企业更恐怖的是，日本将海量资金用于救助企业而不是用来发展科技，而这不仅连累了金融体系，也断送了日本高科技产业的未来。
如今银行体系到底在 90 年代豁免了多少债务，已经随着那场著名的银行业群体破产危机成为一个难以考证的难题。但根据日本银行协会的统计，整个就业冰河时期为了救助企业，总计豁免的债务可能高达 6000 亿美元。因此日本至今还有部分学者认为，过度宽松的债务豁免导致日本银行无法及时处置不良资产，也是日本银行业在 1998 年陷入群体破产潮的诱因之一。
简单来说，由于政府过度地保护就业，导致中小银行无法向处于破产的企业追偿债务，从而使得日本政府只能先让大银行为中小银行兜底。这一模式下，不良资产仍淤积在银行体系内，最终也连累大型银行积重难返，最终导致整个银行业走向破产。
1994 年地区性银行体系首先因不良债务堆积而崩塌。当年以东京协和信用合作社破产案为导火索，全年总计有 3 家大型地方信用社宣告停业，造成了超万亿日元的损失，金融体系的裂痕已经出现。但政府放任的处理方式却进一步加速了裂痕的不断蔓延：年底，大藏省率先宣布由东京共同银行接管两家信用社，这给社会造成了一个错误的印象，那就是日本的银行都是 “大而不能倒”，政府将无限制兜底债务。而这也为 90 年代银行破产潮在民众心目中留下的滔天巨浪埋下了伏笔。
这场破产潮究竟有多剧烈，我想以一个例子来说明：
1998 年底日本十大银行分别是北海道拓殖银行、朝日银行、东京三菱银行、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樱花银行、东海银行、住友银行、三和银行及大和银行。破产潮发生后，这 10 家银行全部遭遇了重组兼并，20 年后的今天已经没有一家企业再使用这些名字了。关于该部分内容我将在本章后面的扩展阅读中介绍。
2007 年，日本电影《重返泡沫时代》引起了许多日本中老年人的回忆。当身背巨额债务的女主角穿越回 20 年前，告诉因为银行破产失业沦为高利贷追债员的田岛圭一他所在的银行将在数年后倒闭时，田岛圭一却只是一脸不可思议地告诉她：“银行是永远不会倒闭的！” 这段剧情深刻还原了当时民众对银行的高度信任，这种信任恰恰源于政府对银行的无限制兜底政策。
可以说日本为了保住就业市场，最终搭上了整个银行金融体系。
但还有比金融系统失控更大的代价吗？其实是有的！
20 世纪 90 年代是全球科技转型的最关键时点，10 年间连续爆发了互联网革命、微型计算机革命、手机通信革命与软件系统革命等后来孕育无数巨型企业的超级红利，这也让美国直接在第三次科技竞赛中一骑绝尘。
但曾为全球科技巨头的日本在干吗？泡沫破灭后，企业抵押给银行的资产跌得一文不值，如果银行追究起来，这些公司都将直接破产。于是日本企业被迫出售资产还债，同时不再追加投资。再加上日本政府将大量资本用以保企业生存，不能够将宝贵的资金投入新的高风险行业，日本科技产业呈现出惊人的衰退趋势。
1993 年全日本设备产能投资额只有可怜的 46 万亿日元，比 1991 年整整减少了 30%，而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1995 年，由于长期的超量下跌，日本股市成交量同比泡沫时期已经萎缩了 90%，融资额更是下滑 93%，上市企业几乎丧失了在公开市场融资的可能性。在这种背景下，由于需要偿还债务又没有合理的融资渠道，企业的资金压力进一步增加，进行高风险高投入的项目研发意愿大幅降低。
1994 年后，以东芝为首的日资半导体企业主动采取了消极的设备投资战略，降低半导体工艺更新频率。而半导体作为一个典型的不进则退的产业，消极投资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恶果：1999 年，韩国企业仅用 6 年时间就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芯片大国，而此时距离 1991 年日本电子立国战略规划公布还不到 8 年。
可以说虽然通过 10 年的努力，就业问题被化解了，但大量资本被用以保企业生存，而不是孤注一掷的投向新兴产业。日本由此错过了 90 年代半导体与互联网的机遇，从而开启了下一个失落的 10 年。
而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芝，这家在 80 年代号称 “日本之光” 的高科技企业，曾经是全球第一大电脑生产商，但如今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僵尸企业。
那么保就业的代价只有这些吗？
五、就业冰河时期的到来
我们接下来将说的则是在这段保就业历史中最让人心痛的一群人，那就是在就业冰河时期毕业的大学生们。整个就业冰河时期，日本企业基本放弃了对大学生的培养，转而尽全力于对已有工作经验群体的保障。
根据日本私立大学联盟的相关统计，1998 年超过 71% 的企业认为能力开发是员工自己的责任，员工应当为自己的个人成长买单。超过 40% 的企业选择不再设立新员工的培训预算，导致大学生的入职难度大幅增加，他们难以适应工作要求。数据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就业冰河时期大学生三年内离职率达到 30%，即每三个大学生就有一个无法适应职场工作。但要知道在泡沫经济时期这一比例长期低于 7%。可以说，日本在就业冰河时期虽然一直将失业率压制在 5% 以下，但大学生的就业率却长期低于 60%。本质上，日本是以牺牲了一代大学生的发展为代价，才维持了就业市场的相对稳定。
从 1993 年开始的十年被日本大学生称为 “就业急冻期”，十年间日本大学生就业率从 85% 迅速下滑到 2003 年的 55%。厚生省统计，即使当时大学生投递简历数量普遍超过 100 家，但能找到的工作却仍不足 6 成；同时还有 15% 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延迟毕业，只为了下一年可以用应届生身份寻找工作。大量的年轻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而选择啃老或者在家考公务员。10 年间，啃老族数量从 8 万激增到 40 万，间接造成了日本现在严重的宅男现象。
由于这段经历对于那十年的毕业生伤害过于沉重，以至于日本 NHK 电视台在后来的纪录片中评价道：“努力拼搏奋斗的学生们却遇上了最糟糕的时代，这些学生并没有做错什么，他们只是出生在了一个坏的时代。” 根据日本大藏省 2020 年统计，就业冰河时代的大学毕业生至今都是日本平均收入最低的群体，可以说那批大学生们花了 30 年都没有走出就业冰河期。
有一种不满情绪认为：“上一代吃掉了时代的红利”。其实当年日本也有相同的不满情绪。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的岗位需求极大，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与校招需求比例是 1:4，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萝卜有四个坑位。1989 年日本就有超过 5000 家企业因为人手不足而倒闭。当时社会将大学生就业市场称为超级卖方市场，名牌大学生的平均意向公司是 7.1 家，即一个名牌大学生至少拥有 7 家公司的录用意向。大量的企业为了争夺大学生入职，需要定期宴请学生去高档餐厅就餐了解入职意向，而在临近毕业的前 2 个月，公司会公费让大学生去国外旅行，避免他们在国内与其他公司接触。但这样梦幻的大学生就业年代，却在泡沫后瞬间梦碎。
根据 1999 年读卖新闻社的报道，当年日本实习生的平均留用比例不到 5 成，这意味着即使一路闯关成为大企业的实习生，大学生们依然面临高达 50% 的淘汰比例。这主要因为当时多数企业无法容忍培训员工所花费的成本，企业宁愿花高价雇用一个老员工，也不愿意培训一个新员工。最终这批大学生只能通过不断培训考证来提升自身实力，仅仅是为了能够获得大企业实习机会。
而未能进入大企业工作的员工，则只能成为低薪的临时员工。据统计在就业冰河期间，全日本临时员工比例从 1993 年的 19% 提升至 2003 年的 32.4%，此后日本每三个人就有一个是临时工，其中 65% 是在就业冰河时期毕业的大学生。这批人至今都是日本收入最低的群体之一，因为他们多数人整个职业生涯都处于低薪的临时员工状态。而如今他们在日本被统一称为 “冰河世代困扰”，如何保障他们养老则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社会问题。
后来，泡沫经济时期毕业的大学生被称为暖春一代，而泡沫后毕业的大学生则被称为寒冬一代。两代大学生仅仅因为读书时间的不同，就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到这里第一章的内容基本就结束了，关于日本就业冰河时期的各种问题与乱象将在后续的文章不断提及。事实上第一章更像是一个引子让大家对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有个初步的印象。那么日本大学生是如何被牺牲的，日本社会又为何要做出这样的决定，这就是第二章的内容了。
拓展阅读 日本住专危机与银行破产潮
如果说日本社会要选出一个为保企业付出高昂代价的案例，那么住专公司危机无疑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这场几乎贯穿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的地产危机，如今已经成为所有研究日本银行业的学者都无法绕过的研究对象。
1. 住专公司的辉煌与落寞
住专公司是指日本大藏省（日本最高财政机关）直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 “泡沫经济” 时期，该公司利用从金融机构筹措来的大量资金，转贷给地产公司进行房地产项目投资，其对外贷款总额中 80% 流向房地产企业。由于同时掌握政府的金融审批权与银行体系的资金，住专公司在当时也被称为 “大藏省的银行”。伴随着日本地价持续攀升，8 家住专公司成为 80 年代最为显赫的金融机构，其社会地位与薪酬待遇甚至超过 “百业之母” 的银行业。
平成：日本年号，使用时间为 1989 年 1 月 8 日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
当时哪怕是刚刚进入住专公司的社员，每天下班后也能去银座的高级俱乐部，他们的名片夹里塞满了各大地产企业老板的私人电话。而同期毕业后选择加入霞关（日本行政中心所在地）的官僚精英们，此刻正在千代田区通宵核对平成元年（1989 年）的财政预算。由于其贷款抵押品接近 80% 都是各类土地房产，住专公司一般也被认为是吃到日本地产蛋糕的主要机构之一，就连东京大学法学部（日本官僚精英大多毕业于此）的高才生也以加入住专公司为荣，而不是成为一名大藏省的职员。
但进入 90 年代，住专公司却迅速从 “天之骄子” 沦为 “破落户”。由于泡沫经济破灭、房地产价格暴跌，住专公司大量中转贷款沦为坏账。1992 年全国所有住专公司坏账总金额达到 4.6 万亿日元，坏账率高达 38%，已经处于实质性破产状态。但日本政府却不敢让这 8 家公司破产。
2. 不能破产的执念
二战后日本一直采用的是金融行政体系，建立了从 “大藏省到日本银行，再到城市银行，最后再由各家银行输血企业” 的资金供给和流动的纵向机制。日本人给这种金融体系起了个有战争意味的名字 ——“护送船队模式”，就像航空母舰带领战斗群一样，所有护卫舰都必须听从母舰司令的指挥，而母舰也要负责保护其他护卫舰，特别是要保证那些最弱的或有故障问题的舰船能跟上队伍。
这么做的好处就是可以尽可能地维护整个社会体系的稳定。以各层级银行体系为触角，大藏省可以将行政指令迅速传导至最末端的企业，而在遭遇危机时银行体系又可以为企业兜底。这也是日本为何在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的严酷环境下，仍然能够实现芯片、电子与医药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成功。
但这么做的坏处也是十分显著的，那就是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由于住专公司绑定了大量下游地产公司，住专一旦破产将引起整个房地产行业的连锁爆炸。以 1991 年来看，当年地产行业破产企业数量达到 1100 家，是全国破产企业数量排名第一的行业，这意味着如果此时就放弃住专公司，地产企业的破产潮会更加剧烈。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第一时间的选择只能是先保住这 8 家住专公司。
好在住专公司接近 70% 的借款都来自银行体系，1991 年大藏省制定了 “第一次住专再建计划”，希望通过延期的形式将债务支付时间往后拖，以等待抵押的土地价格回升。简单来说，就是欠银行的钱晚一些再还，先等待房地产市场转暖。
这一决策如今看来有些可笑。虽然 1991 年日本热炒旅游地产，北海道的一居室公寓价格快速上涨，虽然当时核心都市房价已不再增长，但社会普遍认为这只是地产行情的分化而已。同时金融体系已经进入降息空间，制造业产品出口的数量依然增长，因此无论是大藏省的官员还是最底层的民众，没有谁可以想象房价实际触底的时间竟然要到 20 年后。
3. 被银行无限制兜底的债务
1991 年底，在泡沫破裂两年以后，日本政府终于启动了第一次降息，但想象中的股价与房价恢复并没有实现。降息后不到 8 个月日本股市跌破 15000 点心理大关，房地产也正式进入全面的下降区间，至 1992 年底全国所有地区的平均地产都处于负增长状态。随着抵押的土地资产价格一路下滑，住专公司的债务也已经从前一年的 4.6 万亿放大到了 6 万亿。
此时，日本部分高级官员其实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92 年 8 月日本央行首席理事福井俊彦提出 “住专重组方案”，同时对住专公司大量坏账可能拖累银行体系提出预警。事实上从无数学者后来收集的资料来看，如果日本政府此时选择壮士断腕，代价依然可以承受。虽然地价暴跌，但银行体系手中持有的股票仍然在当年提供近 5 万亿日元的投资收益，当时即使所有住专公司宣布破产，日本金融体系或许会有重大损失，但还谈不上遭受重创。
但这样的预警最终还是没有起到作用。1993 年住专公司坏账突破 7 万亿，大藏省却再次做出所谓 “住专延命安排”，也就是后来常说的 “第二次住专再建计划”。之所以会做出此项决定，是因为大藏省认为通过 “护送船队模式”，日本银行体系能够为住专公司兜底，还不至于走到破产的地步。自此日本住专问题陷入了 “地价下跌→房地产公司经营恶化→住专不良债权增加→银行延付” 的死亡螺旋。
可以说对于金融体系过于乐观的判断，让日本政府错过了解决住专问题的最后时间。
4. 首相的道歉
1995 年 8 月兵库银行成为第一家因不良债权破产的地方银行，当年日本有 10 家次一级的信用社宣告停业（前一年只有 3 家），而这也成为日本金融体系正式崩塌的信号。由于长期坚持银行兜底债务的模式，不良资产问题被不断扩散，银行体系的债务危机终于浮出水面。1995 年，日本住专公司坏账金额达到恐怖的 8.1 万亿日元，全公司 76% 的账款都处于坏账状态，相比 3 年前又翻了一倍。
当年日本社会的三件舆论大事便是：①住专危机；②高学历群体的恐怖袭击事件（奥姆真理教案）；③平成艾滋药害事件。关于后两个事件我会在此后的内容中讲述。事实上，原本足以在日本社会产生爆炸性效果的后两件事，却因为住专案显得小巫见大巫。由于住专问题久拖未决，当时社会出现了空前的恐慌，认为这会拖垮整个日本金融业。由于住专资金还有一大部分来自农林系统，若是损失传导延续到后者，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动荡。
最终在 1996 年 6 月，经过半年的国会审议，日本政府同意由财政资金与大型银行共同承担巨额的坏账损失，最终没有将损失传导到农林系统与中小银行。在大会上，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连续三次为住专问题的久拖未决鞠躬致歉。
但一切仅此而已吗？
住专问题持续多年，揭开了日本金融机构早已落入巨额不良资产陷阱的帷幔，将日本金融机构和金融体制丑陋的一面暴露于众。1995 年后，日本在国际金融市场借贷成本边际提高 0.25%，一些国家甚至冻结日本的融资合同，大量资金也从东京外逃出国。随后金融机构破产接连不断，1996 年全国有协合、安全、木津等 7 家银行先后破产。
到了 1997 年 11 月 24 日，被誉为日本金融活化石的山一证券宣告破产，而在 1996 年这家证券公司还在为迎接自己 100 岁生日而忙碌。山一证券停业后，世界为之震动，一度导致日元汇率下跌，东京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再加上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全国前十大银行都面临重组危机，自此号称 “永不倒闭的银行业” 成了 90 年代后期群体性倒闭最频繁的行业。而银行职员也从 80 年代 “神的职业” 跌落到 “被裁员占比最高的职业”。
表一 平成 15 年，银行破产潮后各行业应届生起薪
表格
| 产业 | 起薪（单位：千日元） | 同比前一年增长率（%） | |
|---|---|---|---|
| 平成 15 年（2003 年） | 平成 16 年（2004 年） | ||
| 全产业平均 | 195.0 | 196.6 | -1.7 |
| 制造业 | 199.2 | 197.6 | -0.8 |
| 批发零售 | 204.3 | 196.3 | -3.9 |
| 餐饮住宿 | 186.0 | 188.7 | 0.9 |
| 教育、培训 | 185.7 | 180.6 | -2.7 |
| 服务业（其他行业未分类） | 198.4 | 203.5 | 2.6 |
第二章 救老员工，还是大学生？—— 回顾日本大学生失业潮
他们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日本婴儿潮时期，学生时代的他们见证了日本 80 年代的经济腾飞，却在毕业后迎面撞上 90 年代无止境的经济衰退。最终，他们成为日本收入最低、结婚率也最低的群体。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人生的前 20 年生活在高速发展的经济中，见证了本国企业在全球市场所向披靡。他们在步入社会的前夕，感受过泡沫经济之花最鼎盛的绚烂，见证过学长学姐被大企业争抢的疯狂，也听过 “创业者第一次见面就融资到 10 个亿” 的都市传说。但就在他们对人生最充满希望，憧憬着自己作为名牌大学生步入社会的种种美好之时，却一头撞上了日本失落的 30 年，无止境的经济衰退让他们整个后半生都生活在低薪与失业的痛苦中。
而这就是在日本泡沫破裂后大学生们的经历！
在上一章我们回顾了日本在 90 年代保就业的历史，提到了日本社会通过牺牲那一批新生代大学生的就业，而换取了已有群体就业的相对稳定。那么日本政府为何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又对新生代造成了哪些影响？本章我将系统回顾这一决策的背景与种种决策所产生的惊涛骇浪。
一、泡沫破裂后的雇佣严重过剩困境
1991 年底，在经历了接近一年半的横盘之后，日本土地价格终于支撑不住，东京地区 6 个月内土地价格下挫超过 8%。而随着地产泡沫的正式破裂，同时暴跌的还有企业利润。1990 年，日本地产全行业的营业利润尚有 49 万亿日元，而到了 1993 年，这一数字已经降至不到 32 万亿日元。短短三年间，蒸发了 18 万亿日元的利润。就连与丰田公司并称为日本汽车帝国双璧的日产公司，也不得不在 1992 年宣布出现赤字，震动了全日本。
此时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了企业面前，那就是员工规模都是按照泡沫经济去配置的，如今泡沫破裂利润下滑，但员工规模却没有减少。根据通产省 1992 年统计，企业的人均利润率仅有泡沫时期的 77%，到了 1993 年更是下滑到 70% 以下，这就是后来长期困扰日本企业的雇佣过剩问题。“雇佣过剩”“设备过剩” 与 “债务过剩” 后来被称为平成时期企业的三大过剩。关于 “设备过剩” 与 “债务过剩” 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详细讲解了，因此本章我们将聚焦 “雇佣过剩” 是如何影响大学生就业的。
首先我们需要弄明白，当时企业为何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雇佣过剩问题？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全社会对于经济过度乐观。80 年代的经济神话让企业界普遍相信日本产业终将征服全世界，而低利率环境所提供的低廉资金使用成本，又给这种乐观情绪提供了最好的助燃剂。80 年代中期，各大企业纷纷扩大生产规模，对员工需求呈现直线暴增。1988 年全国的职位空缺数量比上年度增加了 19%，而 1989 年空缺不仅没缓解反而又增长了 23%，全行业都在呈现严重的劳动力短缺。
在人才最为紧缺的 1989 年，厚生省的统计数据显示：全行业岗位缺口高达 500 万个，其中房地产行业一枝独秀，岗位缺口接近 300 万。而当时全国适龄劳动人口才刚刚超过 6000 万人，这意味着需要凭空多出 10% 的人口才能填补岗位空缺。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业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不仅名校大学生备受青睐，就连最普通的私立大学毕业生也能轻松找到理想的工作。
当时日本最大的房地产公司，西武集团的总裁堤义明在这种人才紧缺的环境下，提出了所谓 “奴才哲学”，他认为只要招聘足够多的员工来执行他的命令，就能拓展商业版图。令人唏嘘的是，这个曾经拥有 15 万名员工的集团，泡沫破裂后成为全日本失业员工数量最多的公司之一。2005 年，由于长期的财务造假，堤义明最终锒铛入狱，盛极一时的西武集团也逐渐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大纳会”，即股市每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在日语中，“纳” 意为 “结束、收尾”，“会” 指 “交易时段”。
1989 年就业白皮书明确指出：大学生已经出现严重供应不足，供需矛盾至少需要 5 年的时间才能缓解。然而这篇报告的作者肯定无法料想，2 个月后日本将迎来股市的 “大纳会顶点”，泡沫经济达到最终章。而报告中描述的让人兴奋的大学生就业前景，在 3 年后成了全行业雇佣过剩。1992 年就业白皮书披露，相比较 1989 年，员工的平均利用率和劳动密度都出现大幅下降。
然而，由于日本企业普遍实行的终身雇佣制度，企业很难对老员工进行裁员。因此，为了应对劳动力成本的压力，企业纷纷选择暂缓新员工的招聘。全社会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缩招潮。
二、房贷重压下的老员工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们
1992 年日本企业的缩招潮开始蔓延，年底每个求职者对应新增岗位数量仅有 0.73 个，也就是所有新增岗位都招聘完毕，全社会依然可能有 27% 的人处于待业状态。而在 2 年前这一数字却是 1.5，仅仅两年时间全社会岗位数量就缩减了五成。由于此时日本企业采用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老员工为了工龄累积几乎不会离职，当时的求职市场主要由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构成。
因此，大学生成了这次岗位缩减潮最大的受害者，而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一轮缩减潮居然持续超过 10 年。2012 年随着《失落的二十年》一书爆火，这一批从 1993 年至 2003 年毕业的大学生后来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那就是失落的一代人，意指被日本社会牺牲的一代人。
那么为何不能牺牲老员工的利益，打破这些老人的终身雇佣制？
除了制度的本身限制以外，真正的原因是如果马上启动对现有就业群体的改革，很有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经过全民炒房热潮后，日本家庭平均负债是年收入的 3.1 倍，即每个家庭都透支了未来 3 年的收入。而地产暴跌后，银行业坏账率已经逼近 5% 的临界点。如果日本政府现在启动改革，必然产生大量的失业断供，此时的金融体系已经无法承担这样的坏账率冲击，这也是日本政府一开始并不愿意打破终身雇佣制的原因。
那么当时日本这群老员工的债务问题有多恐怖？
1985 年广场协议签订当年，日本银行贷款总额为 267 万亿，而到泡沫巅峰的 1989 年已经暴涨到 410 万亿，超过当年国民 GDP。其中有大量贷款都是 30 年以上的个人超长期房屋信贷。
这就带来了一个可怕的问题，泡沫最疯狂阶段整个银行体系在 4 年时间增长了 140 万亿贷款，但在泡沫破裂之时这些贷款还款周期大多都不到 20%。这就意味着一旦老员工们失业，他们这剩余 80% 的未偿贷款将只能由银行消化。从后来的发展上看，90 年代后期日本银行确实遭遇了不良资产危机，但那场危机主要来自企业端债务暴雷，就这已经让银行业元气大伤，全行业在 2010 年后才逐渐走出衰退影响。试想一下，如果企业端与居民端同时暴雷，日本银行体系大概率将尸骨无存。
也正是由于日本政府维系住了现有就业群体的稳定，再加上工作与信用的强绑定关系（日本正式员工评判最重要的就是个人信用健康），即使老员工们的资产早已大幅贬值，他们也愿意用余生还完这些超长期贷款。后来这群人还有一个很自嘲的说法，因为日本房屋抵押贷款合同一般称为 “住宅契约书”，所以他们是用一生还完了自己在 30 岁时签下的 “魔鬼契约”。而这也是日本政府一定要优先保证老员工就业的原因，因为这让日本避免了居民端的债务暴雷。
但笔者必须强调，尽管日本政府对老员工们多有优待，但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算完全牺牲大学生群体的利益，政府初期更多的是采用延缓就业的形式来拖延大学生就业。如果站在决策层角度思考，假设后面的经济能够重新恢复增长，那么延缓大学生就业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样可以同时保住新老就业群体。
只是日本政府怎么也想不到，这一轮经济衰退居然持续了 20 年这么久。
三、延缓就业之痛
1992 年至 1995 年间，面对大学生就业的严峻形势，日本政府推出了 “乡村分流” 与 “研究生扩招” 两项举措，旨在尽量延缓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的时间，以缓解就业压力。
乡村分流方面，日本政府启动了一项为期 3 年的乡村基建计划，积极鼓励大学生前往非都市圈区工作，这一举措后来被称为 “逃离东京运动”。厚生省统计通过分流政策，3 年间成功将近 30 万大学生分流到乡村和小城市，既大大减少了东京的就业压力，同时也为乡村地区带来了新增人口。而在扩招政策上，日本政府迅速放宽了大学与研究生门槛。1992 年日本在校大学生还只有 237 万，而 3 年后就增加到了 310 万，3 年时间整个大学体系增加了 73 万学生。同时日本大学生深造比例开始升高，研究生门槛的降低使得 1995 年 64% 国立大学生都选择读研。
根据日本文部省统计，1992 年至 1995 年间，通过乡村分流与扩招两个措施，至少延缓了约 90 万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这也为日本政府保就业争取了宝贵的时间。1995 年开始，日本新增岗位数量触底反弹，大学生们的就业似乎迎来了希望的曙光。
然而看似美好的希望，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毕竟政策只是拖延了大学生的就业时间，但最终，这批大学生还是要面对就业的现实。
从 1996 年开始，日本政府逐渐停止了大基建投资，原先创造的大量乡村岗位迅速消亡，大学生被迫重新回到大城市就业。据统计在 1996 年至 2000 年的五年间，仅东京就新增了 27 万人口，其中 70% 是毕业 5 年内的大学生。而更可怕的是 1996 年日本迎来了扩张后的第一轮毕业潮，全学历段待业总数达到惊人的 80 万，同时还有 260 万在校大学生等待毕业。此时日本经济还在衰退，就业市场根本无法承受如此巨量的大学生规模，当年大学生就业率瞬间下降至 65%。
1996 年，日本社会已经深刻意识到危机的来临。面对数百万待就业的大学生，日本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大学生就业潮已经无法再被拖延。
就业市场必须进行改革了，但这次改革的第一刀却又砍向这批大学生群体。
四、劳务派遣之痛
1996 年政府修改了《工人派遣法》并推广劳务派遣制度，鼓励企业减少正式员工雇佣比例，将临时员工作为新的就业蓄水池。这轮改革后，所谓的终身雇佣制度基本就与大学生无缘了，此后 10 年日本每两个大学毕业生就有一个是临时员工。
但比成为临时工更可怕的是，这轮改革也基本摧毁了日本企业的用人价值观。
既然企业可以随意裁减临时员工，大学生被要求一毕业就要具备即战力，企业对于新人犯错的容忍度几乎为零。甚至可以说大学生一毕业，就面临的是一个毫无晋升空间的职场环境。据统计，这批临时员工在 10 年内成功转正的比例仅有 47%。这种环境下，新人们怎么可能规划好自己的职业生涯，多数人被迫开始频繁跳槽。而此时日本社会还没有意识到这批大学生其实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反而认为这批大学生不够努力、不够上进，由此催生了 “垮掉的 70 后”。可以说，这一代大学生没有赶上终身雇佣制度的红利，但却成了终身雇佣制度解体的牺牲品。
日本政府之所以会这么改革，一方面是因为老员工的终身雇佣已经是既定事实，既得利益群体难以撼动。更重要的是，此时银行的不良率已经超过 5% 的危险线。如果启动大规模裁员，企业需要支付大量赔偿金，而失业员工则可能引发房贷断供。这样一来，企业端与居民端的负债将同时暴雷。
因此在债务暴雷与大学生的抉择之间，日本政府再一次选择了牺牲大学生群体的利益。毕竟，这批大学生的父母都是团块世代的有钱人，他们可以为子女支付生活费，因此这批大学生在物质上并没有出现太多危机。在我国，他们有一个新的称呼，叫作 “全职儿女”。
然而，相比较职业上的不顺利，这批 70 后大学生的内心却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
此时已经是泡沫破裂后的第 5 年，很多大学生已经意识到，即使再努力，原本规划好的人生也无法实现，宅文化开始兴起。而反映这种心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电视剧《悠长假期》的爆火。1996 年，这部讲述两个东京失业年轻人的电视剧创下了 30% 的惊人收视率。剧中木村拓哉那句 “在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时候，就当是上天赐予的一个长假” 的台词，安抚了很多年轻人的内心。要知道，在 5 年前，日本最火爆的电视剧还是《东京爱情故事》，那是一部讲述乡下孩子在东京打拼、催人奋进的励志电视剧。仅仅相隔 5 年，两部电视剧的对比就能说明当时日本年轻人心态转变之快。
也许看到这里，你会觉得日本的大学生们已经过得很惨了。但你要知道，1992 年至 1996 年，日本还处于泡沫经济的惯性中，家庭中位数收入还维持在 550 万日元的历史高位。虽然工作辛苦了一点，但起码家庭收入是没有下降的。简单来说，没有工作的孩子至少还有父母可以依靠。
但苦难就仅此而已吗？
五、金融危机之痛
当 1997 年新年的钟声敲响，日经指数重新站上 21000 点大关。这一短暂的复苏的状态，让整个日本社会都误以为经济已经重新步入增长的正轨。政府发布的白皮书甚至开始预警，称存在经济过热的风险。大学生们也纷纷开始憧憬，自己的人生终于要重新回到正轨了。
然而，正当所有人都沉浸在希望之中时，亚洲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却如同一场无情的风暴，瞬间打碎了所有人的美梦。以日本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证券倒闭为起点，日本政府拖延了近 7 年的银行坏账问题终于迎来了爆发。坏账率迅速逼近 10%，日本金融体系开始崩溃。
金融大爆炸时期日本总计倒闭 153 家银行，未倒闭银行的累积亏损达到 11 万亿日元。由于银行业在日本百业之母的地位，大量实体企业与银行其实是共生状态，因此每倒闭一家银行就会连带许多企业濒临破产。由此 1998 年 3 月日本创下了单月破产 1820 家企业的历史记录。
在此背景下别说大学生的稳定就业了，海量社会精英都因企业倒闭失去工作。
当年，仅山一证券的破产案，就导致了 1.2 万名员工失业。而山一证券最后一任社长野泽正平，那张他哭泣着恳求大家帮助失业员工再就业的照片，后来也被视为日本泡沫经济正式破灭的象征。
如果说 1997 年之前，日本社会还处于有能力但不主动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状态，那从 1997 年的金融大爆炸开始，日本政府的决策层就真的陷入了自顾不暇的境地。由于处置危机不力，5 年间日本政府更换了 4 位首相，最终只能通过超发 40 万亿日元的债务来救助企业，这才勉强控制住了这次危机。
然而，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下，谁还记得那些大学生们怎么样了呢？
在 1997 年至 2003 年的这段时间里，日本社会从上到下，已经没有人再去关注大学生的处境了。毕竟，需要拯救的倒闭企业实在太多，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自然就被排在了优先级的后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这 5 年时间里，日本政府甚至没有出台过一部专门针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法案。
而这也是这批大学生后来被称为被遗忘一代的原因。他们就像被忙着救火的大人们遗忘在角落的孩子一样，被整个日本社会所遗忘。2003 年日本大学生的就业率已经跌到令人发指的 55%，即每年的毕业生中，将近一半处于失业状态。
那么经济好转之后，他们的人生能变好吗？
六、被时代遗忘的一群人
2003 年后日本金融大爆炸的影响开始消退，日本政府重新鼓励企业雇佣大学生，全职雇佣人数与岗位比例均显著上涨，2007 年大学生就业率重新回到 70%。但此时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就业冰河时期的学生们基本都已经毕业超过 10 年，即使校招恢复，又与已经做了 10 年临时工的他们有何关系！
而在社招市场上，此时就算老员工们已经退休了，优质的岗位依然与这些 90 年代的大学生无关。
2004 年，随着团块世代进入退休阶段，日本再次掀起了 “再雇佣” 的风潮，一批老技术员工被返聘成为香饽饽。这是因为企业发现，这些老员工经历过七八十年代众多项目的历练，往往拥有更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专业技能。相比之下，90 年代的大学生在毕业后面临的是产业与技术的衰退，他们中的许多人不要说历练了，甚至都没有完整参与过几个项目，自然也谈不上什么专业的技能。更糟糕的是，不少公司宁愿选择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重新培养，也不愿意培养一个老人。而这批 70 后因为年龄过大，就算是正式员工，也已经沦落为下一批 “窗边族” 的储备。
根据厚生劳动省统计，“失落一代” 在 35 岁的收入比泡沫经济时期的毕业生低 25%，也低于就业冰河时期后的毕业生，成为三代人中的收入最低的群体。
后来，知名作家小林美希这样总结这一代人：他们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日本婴儿潮时期，学生时代见证了日本 80 年代的经济腾飞，但却在毕业后迎面撞上 90 年代无止境的经济衰退。最终，他们成为日本收入最低、结婚率也最低的群体。
至此，第二章的内容就结束了。前两章我们回顾了在失业潮的大背景下，日本政府在企业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抉择，以及面对新老世代不同困境所做出的取舍。这两章的讨论主要聚焦于城市，那么同样在失业潮的背景下，日本的乡村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第三章 留在城市还是返乡的选择 —— 回顾日本返乡就业潮：日本漂流一族的故事
由于无法在大城市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却又难以回到自己长大的故乡，他们被迫放弃婚姻、生育与房产，持续不断地失去，成为那批人最真实的写照。
回不去的故乡，留不下的都市，夹在城市与家乡间的漂流一族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2019 年《平成的教训 — 改革愚策》在日本书市悄然上架，作者竹中平藏作为小泉纯一郎内阁时代的 “经济沙皇”，在 2001-2006 年间以雷霆之势亲手解决了 “金融再生” 与 “邮政